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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2000:五十年來台灣地區總體出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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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24

1951-2000:五十年來台灣地區總體出版概況

文/zen

(zen按:貼個舊文,這是我碩士論文第二章第一節,以當年有限又貧乏的出版資訊堆砌起來的台灣近代出版史,只到2000年,剛好2002年後臺灣因內需產業急速衰頹而有了大變化,因此切到2000年算是不錯的選擇,不過這裡著重在出版社的探討)

我們首先將在本節將簡單考察一下台灣地區的出版史,特別是從1951年到2000年,五十年來台灣地區整體的出版環境、重大出版事件和社會學書籍的出版情況。

一、 1807年到1949年

1807年,台灣總兵官武隆阿曾刻印活字印《聖諭廣訓註》,成為台灣最早的出版紀錄。而台灣第一家印刷機構出現在道光初年,由台灣府的盧崇玉在台南設立了「松雲軒刻印坊」。1895年甲午戰敗,清朝割讓臺灣給日本,此後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臺灣出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1895年到1937年,中文出版仍可存在,但多所設限制。第二階段則由1937年到1945年日本結束對台統治為止,全面禁止漢語和漢文,中文出版幾乎全面告終 (辛廣偉,2000:2- 4)。

邱炯友(1995)認為台灣的出版歷史是從1949年開始的,因為日本統治台灣時代對於中文書刊的管制甚嚴,一直到光復初期都是如此。因為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僅有的出版業,只是印製學生作業本教科書。

1945年8月29日,國民黨政權正式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其中管理出版的有「宣傳委員會」、「教育處」、「圖書館」、「編譯館」與「國語推行委員會」。1947年臺灣改設省政府,同年8月成立「新聞處」。1945年正值台灣光復初期,日人在台灣的出版活動自然告終,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與南方資料館資料多舊,館藏僅24萬冊,本時期可以說是百廢待興的出版時期。而此時在台的國民政府單位,開始了一連串的消滅日文、提倡中文的措施,例如推廣國語教育、成立台灣省編譯館、取締日文圖書唱片、禁用日語。此時期台灣的出版品多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出版的政治宣傳類圖書,或地方政府所印製的年鑑、旅遊指南和少數的文藝作品(辛廣偉,2000:25)。

1945年12月,東方出版社成立,成為台灣進入國民政府統治後所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日人所經營的出版社也相繼被接收。對日抗戰勝利後,大陸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遷回上海(辛廣偉,2000:27)。在台灣設立分部的大陸出版社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開明書局等。不過這些書局以經營自家出版品和代理大陸圖書進入台灣為主,這個時期並無在台灣本地出版發行之業務(王榮文,1990)。

1947年的228事件,對剛起步的台灣出版業帶來了極大衝擊。許多出版社被迫停業,並有負責人無故失蹤(辛廣偉,2000:27)。

由於1949年大陸發生國共內戰的影響,國民政府加強對台灣出版品的管制(辛廣偉,2000:27)。1949年5月20日,台灣省政府、台灣總司令部宣佈戒嚴,台灣從此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同時政府開始整治出版,並查禁《資本論》 。

隨著國民政府1949年撤退來台的兩百萬人口中,不乏文化人。而這股新注入的文化人,成為台灣出版界的轉機。這故新生力軍讓原本因國民政府查禁台灣的日文出版品,和228事件導致國民政府箝制台籍人士言論與思想,造成台灣出版界的衰微之勢,一下子因為湧入許多大陸來台人才,讓臺灣出版業進入起步階段(辛廣偉,2000:27-8)。

二、 50年代總體的出版態勢

50年代的台灣出版界是以黨公營色彩和大陸來台的出版社為主,在出版種類、數量、發行上都佔絕對優勢。這個時期成立的出版社大致上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原本在大陸就已經是重要書局,配合政府政策將發展重心遷往台灣。其中包括:中華書局,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局等。這類的書局以印行專門書刊、學術書與工具書和中國國學叢書為主。兼負政策性使命,以「闡揚三民主義」、「宏揚中國文化」、「傳播學術新知」為任務(吳建民,1983;陳信元,1995)。第二類出版社則由大陸來台文人在台創辦,主要出版文藝類作品。如陳紀瀅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張道藩的文藝創作出版社,張國興的亞洲出版社,以及紅藍出版社、明華書局、大葉書局、長城出版社等等(隱地,1981)。

此時書籍出版的種類以文藝書籍(隱地,1981)、語言類書籍、工具書為主,翻印舊書為此一時期的特色。此一時期的學術類出版品只被算做教育用品,所以出版社並無自己專門的組織機構,而是與其他教育用品業者共組組織。本時期的出版人多為外省籍文人,書籍流通以傳統書店為主。重慶南路書街逐漸成形。教學用書籍以學校為主要通路(王榮文,1990;陳銘蹯,1987;辛廣偉,2000)。

50年代臺灣出版社在500家以內,由1953年的138家,到1959年的490家。而出版書籍種類由1952年的420餘種/年,到1959年攀升到1,470餘種/年,可以說是呈拋物線上升(辛廣偉,2000:28-30)。

中央文物供應社為50年代台灣地區的出版大宗,出版書籍多達300餘種,平均每週都有新書。這個時期出版的書籍以政府宣傳品為主,如《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中國之命運》等書。而這個時期的出版社以中華書局、開明書局、商務書局、啟明書局、中央文物供應社、臺灣書店、遠東、復興、大中國圖書等出版社為主,出版品主要以政府宣傳與教科書為主(辛廣偉,2000:37-3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劉振強的「三民出版社」成立於1952年。只不過在當時,還只是重慶南路上的一個小書攤(游淑靜,1981)。尚無現今的出版實力。

三民書局的劉振強提到,50年代當時主要的四種出版社的類型:「大陸來台的出版社,由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公務員所開設的書局,或少數作家自己辦的出版社」以及「三民書局,就像一個『散兵收容所』,多半是新的作者」(轉引自王瓊文,1995:99)。

三、 臺灣出版起飛的60年代

進入6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經濟都開始轉型。1963年,台灣工業生產淨額首次超過農業,經濟型態轉變,台灣經濟進入起飛期。而臺灣出版界也進入新階段,出版社到60年代末期增加到1,200餘家,而圖書出版種類到60年代末則增加到4,000餘部/年。

60年代的出版大事為翻印西書和古書。最早從事西書翻印的有東亞、淡江、敦煌、新月、文星、虹橋 等,這些翻印書和原文書比起來品質較差,但是價格也較原版書為低,從而成為高等教育中,師生閱讀的一項選擇,更有翻印西書成了台灣高等教育的教科書(辛廣偉,2000;應鳳凰,1985)。

西書翻印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脈絡。王壽南認為60年代基於(1)國家的開發與建設的需要借重歐美新知;(2)當時的大學走向直接吸收外國知識,對外國教科書需要量大;(3)韓戰爆發造成美軍駐札臺灣;(4)當時台灣經濟力仍弱,無力負擔巨額版稅和昂貴書籍費,故出版業已此為由翻印西書,西書翻印事業日漸發達(轉引整理自周明慧1998:35-6;應鳳凰,1985)。

以西書翻印的範圍來說,仍侷限於高等教育的部分。而因為60年代西書翻譯日增 ,影響美中關係。國民黨政府於1960年1962年及1963年公佈一連串的禁止西書外流措施,更於1964年修改著作權法,增列縣市警察機關取締翻印權力並對翻印者加重處罰(轉引自周明慧,1988:38)。

整體說來,此一時期黨公營色彩與大陸來台出版社的勢力,在出版界依然龐大。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正中書局、臺灣中華書局(並稱四大)等大陸來台出版社,佔據了台灣出版業的重要地位。中央研究院、臺灣銀行等官方大型研究部門亦佔據相當程度的出版實力。然此時的台灣出版界人士,亦開始對提昇自身的社會地位有所考量。(辛廣偉,2000:46-63)。

本時期的民間出版社方面,以文星出版社最具有代表性。文星成立於1952年。不過,初期的文星走的是文藝路線,而後才加入西方思潮的引介。而《文星》雜誌的創辨與發展,大體上也和該出版社的出版脈絡相符。文星的出現讓書籍內容出現新方向,開始培植新作家。同時積極開創發行行銷。而《文星》的被迫停刊,也間接導致文星出版社的改組(1966年)與1968年的結束營業(江宜樺,2002: 293-5;王榮文,1990;陳銘蹯,1987)。文星是五十年代黨派色彩薄弱,提倡自由主義與西方思潮的重要的民間出版社,平均每年出版60餘種新書。彷彿當時學界、作家、青年知識份子的眾星北斗(隱地,1981;應鳳凰,1985) 。

這個時期的台灣仍是以黨領國,基本上延續50年代的政治態勢,加上兩岸內戰尚未結束,國民黨政權的威權統治仍遍佈社會各階層。政黨領導社會的基本趨勢不變,嚴格說來學術自由並不存在,再加上白色恐怖統政,思想嚴重被壓制。不過在此階段台灣人民的經濟力已向上提昇,有能力負擔生活基本需求之外的開支,出版也開始起飛。

四、 轉變的70年代

70年代和80年代是台灣社會環境的鉅變時期。政治上,70年代的政治改革,黨外運動興起,1971年退出聯合國,國際外交上的日漸委縮。經濟上,完成了十項建設,建立新竹科學園區,確立出口導向經濟,國民收入的增加,到1976年突破一千美元。教育上推廣九年國教等等,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的變遷與提昇的情況下,臺灣出版業也產生了重要的變化(辛廣偉,2000:68-71)。

進入70年代的台灣出版界競爭加劇。隨著教育水準的提昇,本土市場擴大。出現大量出版社。出版界由少數出版社主導轉向戰國群雄分立(陳銘蹯,1987)。

像是書籍開本、封面、裝訂等的改進。60年代是40開本為主流,70年代是32開本,到了80年代又以25開本為主流,並出現16開本的彩色精裝書。套裝書出現。通路的轉變,廣告、直銷、連鎖書店的出現。出版社開始重視書籍走向的規劃確認出版社的定位。70年代是台灣出版界的關鍵轉型期(陳銘蹯,1987)。文學市場依舊重要,但科技類出版出現,日本漫畫的大舉入侵,盜版氾濫。

大批新興出版社競相成立。1970年到1979年,台灣出版社由1,351家增加到1,858家,而1980年到1987年解嚴前,出版社由2,011家增加到3,051家,到了1989年又增加到3,448家。可以說平均每十年出版社數量就成長一倍(辛廣偉,2000:110)。

在出版人方面,有別於50-60年代由大陸來台人士主導。70年代的台灣出版界,出現一批年輕出版人。如名人出版社的林獻章;遠景的沈登恩、王榮文;好時年的蔡浪涯;戶外的陳建遠;國家的林洋慈;故鄉的許長仁和高源清;還有唐山的陳隆昊等。都是從學校畢業就投入了出版界。若稱50到60年代為台灣的第一代出版人,則70年代出現的這批人,就台灣的第二代出版人(王榮文,1990)。

60年代末期,由國民政府所主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仍然影響著出版界,像是最有名的古籍翻印出版,在70年代達到顛峰。70年代興起的藝術類圖書出版品快速發展,藝術類出版社分告出現。宗教類出版社亦大增(辛廣偉,2000)。

此一時期因兩岸政策的問題,許多大陸學者的書籍被改名後出版。像是費孝通翻譯馬凌諾夫斯基的《文化論》(商務),在譯者被改名為「費通」後出版。不過這樣的一個情況反映出臺海兩岸的局勢雖仍緊張,但由可以間接引進大陸地區的作者的作品來看,在出版品的需求方面,兩岸局勢似乎開始出現緩和的契機。

五、1980年到1987年解嚴前的台灣總體出版情勢

80年代一開始,就出現一批出版社的倒閉風潮,許多出版社經過60到70年代的出版混戰,不支倒閉。如賢文書局,忠佑、四季兩大書報社,出版家,環華,野人,水芙蓉,國家,水牛,泰瑞,連大,大國華,文泰,天一等等(中華民國出版年鑑,1983)。

80年代的大型出版社有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世界、三民書局、黎明文化、華新、幼獅、中央文物、臺灣書店、開明、皇冠、遠景、洪健全、時報文化、聯經、純文學、五南圖書、國家、松崗等(辛廣偉,2000:74)。民間的出版社亦開始抬頭。1970年代臺灣出版社有1,350餘家,圖書出版8,700餘部/年。1980年出版社超過兩千家,圖書出版8,870餘部/年。到1986年,出版社超過2,900家,圖書出版破萬部/年。80年代可以說是台灣圖書出版戰國年代的開始。

然而,為了因應日益複雜的發行業務,許多出版人開始提倡產銷分離(隱地,1981;陳達弘,1981)。而這個產銷分離的實踐則,由金石堂文化廣場的出現而得以逐步實踐,改變傳統的店銷通路(陳銘蹯,1987)。

80年代出現合法授權的西書翻印和本土意識的出版社(辛廣偉,2000:68-74)。

六、解嚴以後的總體出版態勢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宣佈自15日淩晨起解嚴,結束了38年的戒嚴,同年11月開放大陸探親,1988年解除報禁。同時期,台灣國民所得已經接近一萬美金。這個時期的政治變革與思想開放導致出版空間的全面開放,一時間社會上充斥著各種批判性書籍,本土意識抬頭,環保、同志、統獨政治意味濃厚的書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兩岸政策的開放,大陸圖書對台灣出版界的影響與大陸的圖書合作。1992年6月著作權法的重大變革,臺灣出版環境生態大搬風,取得翻譯授權成為出版社新工作重點。金石堂、誠品等大型連鎖書店的出現亦為出版的發行與通路投下新的變數(辛廣偉,2000:106-8)。

出版社本身的世代交替、改組、出走與另創新局等等。新興出版社抬頭,像是久大(桂冠)、風雲時代、大塊等多家新興出版社,都是由原先出版社的班底出走,創立新出版社。

90年代的出版界不再像過去是由黨公營和大陸來台的出版社主導,出版社開始走向組織化、公司化、企業化、集團化,不再只有單槍匹馬的、組織化程度較低的出版社。

臺灣的出版集團並不比國外的台灣的出版集團,筆者認為多是「準出版集團」,最常見的做法是「母子型」,如圓神出版社下有先覺、究竟、方智、先智,而各個出版社其實可以化約的看成一個出版社類的各種書系。或是像像揚智文化與生智之間的關係,世茂與世潮,左岸文化與木馬文化等等。

臺灣所謂的出版集團,乃是同一個公司為區分出版路線,或為收入、稅款、人事安排等問題而設立的不同招牌,本質上都是同一個老闆(孟樊:1997)。

較為不同的是城邦出版集團,詹宏志於1996年10月結合麥田、貓頭鷹、商周三家出版社,成立城邦。城邦採共用平臺的做法,型塑一種「聯邦式」的出版集團。而外國出版社也在這個時期登陸,如麥格羅希爾以教科書和商管類叢書的進駐臺灣市場。不過這類的出版現象不不在社會學出版類型的出版社中出現。

這個時期的台灣出版業可說呈現空前的多元化,任何主題都可以出版,政治的、本土的、性別議題、電腦等,而且每個領域都有獨領風騷的一群出版社,而由於暢銷排行榜等因素造成文學出版大眾化、通俗化,使輕文學擠掉了純文學,暢銷作家出現,臺灣出版業儼然已經分眾化。

「翻譯著作」成為這個時期出版品的主流,這股熱潮並延燒至今。1992年6月12日(俗稱612大限)開始實施的新著作權法 ,對台灣出版生態產生極大影響,使台灣社會開始重視版權問題。而「612大限」之後,臺灣成了熱中購買版權的地區。90年代臺灣出版品中的翻譯類占出版總數的30%到50%之間,所引進的書籍種類中除了兒童讀物最多外,其次就是社會科學類圖書(辛廣偉,200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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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居敦南,現住安坑。 我是職業作家/時事評論員,同時也是出版顧問、讀思寫文字溝通表達力的專業講師、網路部落客。 每年讀書(至少)五百本,寫文(至少)五百篇,演講授課(至少)五百小時。 本版文章歡迎個人或非營利單位轉載,營利單位轉載,請來信取得授權(切莫私自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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