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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建構的靈活彈性-從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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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1


霸權建構的靈活彈性-從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看

文/zen

書名: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作者:黃庭康

譯者:李宗儀

出版社:群學

因為葛蘭西對文化霸權中的傑出探索,如今我們都知道,當國家的統治集團致力於建立或鞏固權力的鬥爭過程中,不一定得動用武力威嚇(且未必有效)以凝聚社會團結與人民身分認同,反而是透過教育文化,對人民潛移默化統治集團所認可的價值觀。

只不過,過去有關於文化霸權的研究認為統治者可以逕自向被統治者灌輸任何統治階級所欲灌輸的價值觀,被統治階級在潛移默化中吸納了統治階級的價值觀而不自覺。對於被統治者的文化是否會回過頭來影響統治階層,沒有太多著墨。

此外,研究對象都是西方國家的單獨個案研究,也就是以一個統治集團對一個從屬階級為對象進行研究,不曾有過跨文化/社會的比較分析,因而無從知曉,同一個統治集團在不同統治地域究竟是使用同一套文化霸權,亦或者會因時制宜,調整文化霸權模塑的過程?

針對上述疑問,黃庭康發現戰後新加坡與香港的發展,正巧可以提供一個完美的比較霸權研究分析。因為,新加坡與香港的殖民宗祖國都是英國,而兩地主要的組成人口都是華人(東亞社會)。黃庭康透過探討戰後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華文學校教育的發展歷程,試圖描述並分析兩地的國家權力(帝國文化政治)如何透過教育場域(華文學校)形構霸權,而兩者的霸權形構是否遵循相同模式?

黃庭康發現,戰後新加坡與香港的社會定位不同,香港依然是英國的殖民屬地,直接受英國統治;新加坡則隸屬馬來亞的一部分,宗祖國英國希望能讓新加坡和近鄰馬來西亞合併後獨立,兩地基本國策已然有別。

人口結構不同,香港有98%都是華人,屬單一華人社會,無身分認同問題,殖民政府官員被要求通曉華語/文化,不需刻意壓抑華人的特殊性;新加坡僅75%是華人,還有馬來人印度人等種族,此外,殖民統治者需要拉攏馬來亞人作為統治夥伴,統治階層主要學習/認同馬來語/文化,華人視為外來異類,對華人較不了解,也不願意接納華人成為菁英階級,不希望華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感過強,試圖壓抑華人的特殊性,且希望將華人與馬/印人整合為一個新的族裔。兩地掌權者對華人身分認定的差異,其對華語教育的態度也大不相同。

香港與新加坡的地緣政治差異,香港成了國共兩黨拉攏海外華人支持其政權正統性的對象,香港統治階級為了區別香港與兩岸的差異,積極介入華文學校對於香港華人身分認同的定調;新加坡則因為統治集團與馬來亞共產黨間的對抗關係,統治階級亟欲收編華人,不允許新加坡華人學校自主發展。

黃庭康認為,教育乃是多層次的文化鬥爭場域,不同社會階級/團體之人在此爭奪主控權,試圖使自己階級/團體的價值觀成為該社會普遍認同的主流價值,並且被人民遵循。只不過,統治階級並不能一廂情願,不顧民意輿論的灌輸自己想要給被統治階級的價值觀,統治集團必須對試圖挑戰國家政權合法性的群體/階層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傾聽在地草根階層的聲音,以文化吸納的方式(也就是承認反抗階級之文化本身的價值)改造/收編反抗階級,使其接受被統治關係。也就是說,教育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爭奪文化霸權的場域,擁有相對自主性,統治者無法百分百的掌控,被統治者能夠過教育場域,將其所重視之傳統習俗、抗爭與民意輿論納入教育之中,爭取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黃庭康採用歷史比較方法,透過比較霸權,向讀者揭示帝國對殖民地進行文化控制的手段是會因時制宜而彈性調整,並沒有一套固定的邏輯主導,統治階級除了透過教育灌輸其所認可的價值觀,還必須考量殖民地的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以文化吸納方式接收/承認某些在地文化,解決可能產生的統治危機。

戰後新加坡與香港掌權者掌握中國語言與文化(內化文化資本)的差異,兩地人口族裔組成結構與社會文化認同定位的差異,造成兩地掌權者以國家權力形構教育時出現不同態度,終至影響兩地華語學校的重視與政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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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大

曾居敦南,現住安坑。 我是職業作家/時事評論員,同時也是出版顧問、讀思寫文字溝通表達力的專業講師、網路部落客。 每年讀書(至少)五百本,寫文(至少)五百篇,演講授課(至少)五百小時。 本版文章歡迎個人或非營利單位轉載,營利單位轉載,請來信取得授權(切莫私自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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