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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出版中國?~台灣出版中的中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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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8

在台灣出版中國?~台灣出版中的中國元素

文/zen(本文部分文稿發表於2009/10~11廈門書香兩岸月刊)

台灣出版瘋中國?

最近赫然發現,台灣的圖書出版書市,已經無法和中國切割,書店裡每天出版的新書,幾乎都能和中國扯上關係。

若不是翻譯英美日等外國作者或台灣作者談論中國經濟與未來國際地位,像是《美中台跨國稅務Q&A》(哈佛人)、《川愛不息》(時報)、《速讀大陸內銷法》(商周)、《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陸投資:策略、佈局與比較》(印刻)、《紫禁城的黃昏》(博雅書屋),就是大陸出版授權台灣的繁體字版(包括翻譯權)在台上市,例如《明朝那些事大結局》(高寶) 、《牛市中國-百年難得的投資大機會》(高寶)、《道士下山》(大塊文化)、《誰在收藏中國》(漫遊者)、《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考詮》(聯經)、《餐飲業機密檔案-大陸篇》(賽尚圖文)、《看不懂的中國經濟:台灣經濟要變好,得看大陸?》(大是文化)、《閱讀的歷史》(博雅書屋)。

上述舉例還僅是從今年出版品中信手捻來的一小份書單,更別說文學方面,王安憶、蘇童、韓寒、蔡駿、賈平凹、王強、余華、莫言、影虹、郭妮等大陸知名作家(純文學+大眾文學)的作品,更是老早就出現大批繁體字版。

從台灣每月出版的新書報品中(可查閱《全國新書月刊》或網路書店圖書商品資料庫),有一大卡車由中國寫手撰稿,將版權賣斷給台灣作家,直接在台灣出版繁體字版的書籍(此出版類型以勵志、成功心法、言情小說與租書店小說為大宗,辨識這類書籍並不困難,只要是作者欄的姓名不符合台灣命名慣例,不註明出生地且學經歷全都不清楚交代,僅說任職「某」大公司、「某」大學畢業者,該書有九成九是大陸寫手供稿之作品,這些書稿未必會在大陸出版)。

台灣的出版社們,更早已前仆後繼的趕往大陸,尋求各種合作。大型知名出版社的合作主要是購買大陸暢銷作家或暢銷書的繁體字版權,在台出版;中小型出版社(專營租書店或大眾書出版社) 更是早已在大陸成立文稿工作室,由專人負責徵稿收件審核,通過者才簽約購買版權(甚至有少部份出版社專門出版大陸簡體書之繁體版)。另外像翻譯權的購買,排版、打字工作外包給大陸的專門工作室的情況也不少。

如果真要我細屬台灣的出版界究竟出版過多少中國議題與大陸作者的書,詳細和大陸出版人的合作有多麼深入,恐怕再給我十篇文章的篇幅來羅列書單也擠不下。

我們可以這麼說,拿掉了大陸因素,台灣的出版依然會存在,只是模樣將會大大不同,甚至台灣出版文化界一直引以為傲的旺盛出版力,恐怕也會大打折扣,大幅萎縮。

無論喜不喜歡,主觀情感上能不能接受,台灣的出版界與出版品,從來不曾擺脫過中國大陸而獨自存在,始終和大陸糾結在一起,且讓我們話說從頭。

1949~1987-不能戳破,暗藏「中」色的台灣出版界

1807年,台灣總兵官武隆阿曾刻印活字印《聖諭廣訓註》,是為台灣最早的出版紀錄。台灣第一家印刷機構則出現在清道光初年,台灣府的盧崇玉在台南設立的「松雲軒刻印坊」。

邱炯友認為,台灣的中文出版史應從1949年算起,因為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對台中文書刊管制甚嚴、限制頗多,以學生作業本教科書為主,1937年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後,中文出版完全禁止。

1945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轄下設有管理出版的「宣傳委員會」、「編譯館」等組織。1945年12月,東方出版社在台分社成立,是國民政府接手台灣後所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隨後,大陸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開明書局等陸續對台輸入自家出版品或從事其他大陸出版業者之書籍銷往台灣。

1949年,因國共內戰之故,國民政府遷台,宣布戒嚴,加強對台灣出版品的管制,開始整肅出版,查禁《資本論》等宣揚社會主義思想之作品,以及所有滯留大陸「匪區」之知識分子/文化人/學者之作品。1951年頒布「管制匪報書刊入口辦法」明定未經核准之匪偽書報不准進口,且不准台灣出版業者出版大陸作者的作品。不過,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若因作者身分被查禁的書籍,台灣的出版社便悄悄地修改作者的名字,以躲過檢查,像是費孝通就被改名為費通後,其所翻譯的《文化論》順利出版,當時像費孝通這樣改名後出版的例子還不少。

此後,國民政府還公佈了一連串的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1950年代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之前,因為政治上戒嚴,台灣的出版界,大抵為黨公營色彩濃厚與大陸來台之出版社為主,出版宣揚政令及學術專刊(國民政府為了維繫「道統」,大舉獎勵出版國學叢書,分贈海內外圖書館)。

另外,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兩百萬軍民中不乏文人思想家知識分子,這些讀書人不甘寂寞,成立了一些專出語言學習與文學藝術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像是張國興的亞洲出版社、陳紀瀅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張道藩的文藝創作出版社,以及紅藍、明華、大葉、長城等出版社。

簡言之,解嚴前的台灣,本土論述備受監控打壓,出版界大抵由大陸來台人士主導,出版品也多由大陸來台人士撰寫或編製,甚至不少出版品是出版社當年在大陸期間所編製,台灣的出版界其實深受「想像的中國大陸」影響。

解嚴之後-兩岸交流,出版不落人後

如果說,解嚴前是政治力的干預,讓「想像的中國」(國民政府堅持的中國道統)影響台灣的出版界的發展,那麼,解嚴之後,政治力退出台灣出版界,思想界呼籲將焦點轉向長年備受忽略的台灣,而台灣出版界也順從社會輿論潮流,風風光光、熱熱鬧鬧地搞了十餘年的台灣出版的本土化。不過,台灣本土化議題的崛起,頂多只讓「想像的中國」退燒,卻沒有削弱「中國」的影響力,「真實的中國」(真實存在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反而挾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與出版實力迅速崛起,以更為具體實際的市場經濟的形式和台灣接軌。

1992年,兩岸政策鬆綁,新聞局於鼓勵優良讀物的金鼎獎中增列「大陸圖書著作個人獎項」,正式宣告台灣政府對大陸出版品的態度,由查禁轉向鼓勵優質圖書進口。

解嚴後的台灣出版界,一面研究台灣,出版台灣,另外一方面也積極引進大陸的出版品。台灣的閱讀圈與出版界對大陸出版品的最先需求首先是學術的,而且是台灣長年缺乏第一手資料的馬克思主義叢書。

早年台灣因政治因素,僅能出版批判馬恩思想之學術著作。解嚴後,馬恩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原典紛紛渡海來台,像是馬庫色的《愛慾與文明》(南方,1988)、《單向度的人》(南方,1988)、《美學的面向》(南方,1987)、《當代社會的攻擊性》(南方,1987),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結構群,1989)、葛蘭西的《獄中札記》(谷風,1988)等。

前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說,「這些年來,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島內頗為流行,尤其是年輕一輩的學子競相學習,坊間也因此充斥形形色色帶左的書籍,數量已經多到可以掏光一個學子口袋的買書預備金。」

此波馬恩叢書出版熱的高峰,當屬1990年郝明義在時報「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推出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全譯本,此後雖然陸續仍有馬恩叢書出版,例如唐山的新馬克思主義叢書、桂冠的新知系列/當代思潮叢書系列、遠流的新馬克思主義經典/新知叢書,但遲至1990年末期,因著612大限降臨台灣加入版權公約協定翻譯書製作成本大幅上升,大陸簡體字圖書進口方便,價格低廉的第一手馬恩研究書籍大量進口,直接衝擊台灣早些年出版的馬恩叢書的出版社與書籍銷售,圖書紛紛絕版,相關出版社也紛紛關門歇業,此後馬恩叢書在台灣不復見解嚴後的熱潮。

雖然馬恩思想叢書在台灣雖然只流行了一段時間,但中國出版品在進入2000年之後,對台灣出版界的影響卻是有增無減,而且逐漸從高教學術領域轉往一般社會書,從商管、理財、勵志、文學、生活風格、童書,到字典、百科、歷史、國學、哲學,無一不見中國作家與出版品的身影(目前,台灣大概除了翻譯日本出版品仍局部領先且獨立於中國影響力外),且合作模式更加多元,奠定了當前兩岸出版合作的主要模式。

居安當思危-學術書開放進口的影響

都說出版反映社會,當前兩岸關係從過去八年的疏離轉為友好的同時,台灣的出版市場上出現更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出版品,出版的類型與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往,自然不令人意外。不過,台灣一般圖書市場的大陸出版品熱潮是否能夠延續,卻還是個問號?

還記得當年台灣的社科人文學術出版界因著兩岸關係趨緩,著實熱鬧了好一陣,台灣的出版社們出版了不少中國學者翻譯/撰寫的學術專書,且深受市場好評,桂冠圖書的老闆更是大手筆聘請學院教授前往大陸,商談好幾百冊的超大型出版合作計畫(後來部分落實於新知與當代思潮兩個系列),由大陸學者提供翻譯初稿,台灣學者潤飾後,在台出版繁體版。

只不過,社科人文學術出版的風光榮景卻隨著簡體書的開放進口而迅速瓦解(因為大陸來的簡體字書籍價格低廉,選擇又多)。未來,若台灣政府當局決定全面開放大陸簡體書進口,不再侷限於學術研究領域的話,大陸簡體書是否也會直接衝擊台灣的一般圖書市場?這個問題值得台灣出版業者深思(雖然我知道圖書出版業者都極力反對一般大陸簡體書進口,但是政府政策哪一天要變沒人知道)。

預防勝於治療,事先做好萬全準備,多開拓幾種和大陸出版界的合作模式,就不怕哪一天全面開放進口的衝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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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大

曾居敦南,現住安坑。 我是職業作家/時事評論員,同時也是出版顧問、讀思寫文字溝通表達力的專業講師、網路部落客。 每年讀書(至少)五百本,寫文(至少)五百篇,演講授課(至少)五百小時。 本版文章歡迎個人或非營利單位轉載,營利單位轉載,請來信取得授權(切莫私自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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