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想出版

為什麼出版—出版者的考量:以台灣地區社會學學術書籍

By
on
2002-12-17

為什麼出版—出版者的考量:以台灣地區社會學學術書籍出版為例
文/zen

台灣的出版界經歷五十年的歷史變革,可以說從政治獨大轉向商業文化抬頭。台灣早期的出版界,由於國民政府以黨領政,再加上戒嚴等思想控制出版界頗受壓抑。直到70年代政治改革興起出版法的調整與修正,讓台灣的出版界開始下放到民間。直到解嚴後,台灣的出版界走向多元開放。而社會學出版界大致上來說也是按照這個演進方式推進。大致上來說,五十年來的出版界,可以說是逐漸地由政治領導轉向商業領導。
台灣早期的社會環境,政治大於一切。而社會學界與政府的關係,也從互惠到冷漠。政府更對任何社會學重建漠不關心,蕭新煌指出,這可能與社會學家在19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期間,若干社會學家的言論與態度有關,導致中央政府對社會學界產生了猜忌懷疑和不滿(蕭新煌,1987:342-3)。中央政府藉壓抑社會學界的發展,社會學書籍這種可以推廣普及社會學的產物,自然也被政治力控管。
我們可以粗略的說,以台灣的政經環境變化來看,出版業至少要到70年代中期以後,政府出版政策鬆綁,才開始慢慢的商業化,進入世界體系的分工,並一直到解嚴後才呈現出商業性。
本章所欲討論的社會學書籍出版因素,由於資料收集與訪問等研究限制,與台灣社會學界在1970年代中後期逐漸興起的趨勢等因素的考量下,將研究重點在在1970年代以後的社會學出版界,對於書籍出版所考量的因素。
在歐美,學術著作有「大學出版社」這類非營利性的出版社在支持,然而我們從前面的討論不難發現,在台灣從事社會學的出版社群,除了中央研究院之外,1970年代中期之後,以民間出版社為主,讓人不禁要問,為什麼有某些民間出版社,願意出版冷門且早期與中央政府關係不甚融洽的社會學門之著作?
本文除了討論出版者(包含發行人與編輯)從事製作發行社會學書籍所考量的可能因素外,也討論一些社患環境的變遷對於社會學書籍製作的影響。像是電腦化對書籍製作的影響以及大陸政策的開放與社會學書籍製作出版發行間的關係。

出版者的發行考量

一個出版社的存在,當然是為了讓組織能夠獲利,至少也要能夠繼續存活。因此,商業利潤自然是一個組織的主要追求。然而,出版業的特殊性在於其商品書本本身的文化特性,再加上外在社會環境對於書籍所抱有的文化觀念,讓出版社對於書籍製作上有較多的考量。特別是從事學術類書籍的製作發行。本文特別針對台灣過去的社會環境、社會風潮、政治環境、出版制度等因素,歸納出台灣社會學書籍出版社群願意出版社會學書籍的幾項可能的出版因素。

1.政治考量:
正中書局的成立,可以視為政治考量下的一個重要個案。在正中書局的出版宗旨中提到,「陳立夫先生鑒於宣揚主義,樹立全民正確思想與觀念,必先建立全國文化出版事業,在首都南京創立了正中書局。取其『不曲為正,不偏曰中』之意。以闡揚不偏左右的三民主義,介紹現代新知、科學,與發揚中華文化,啟迪民智為主要目標;編印各級學校教科書、大學各科圖書、各類參考書及整理印行中國古籍。」(資料來源:正中書局全球資訊網)而中國國民黨於民國22年計劃籌辦文化出版機構時,陳立夫隨即將正中書局捐給中國國民黨。
1970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學書籍的稀少,大致上由以下幾點因素造成:第一、政府整體出版政策的限制;第二、社會學界本身人力、物力的缺乏,高等教育社會學系制度環境的不成熟;以及第三、社會學界因19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某些社會學者反對國民政府的言論,導致社會學界與中央政府過去的互惠關係結束,社會學門被政府冷漠看待有關。
早期的社會學書籍,可能在上述諸多原因之下,而被冷落。比起1970年代後期開始興起的社會學書籍,社會學界與政治部門的不良關係,導致社會學門早期的被冷落,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學系所遲遲無法順利成立,導致社會學界人力物力缺乏,修習社會學門的學生稀少等諸多因素,間接促使社會學書籍的稀少。
但是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下,正中書局卻可以獲得社會學教科書的出版權(參看表4-3),其黨國色彩濃厚,便於控制了解應該是個可能的政治思考。

2.制度考量
蔣濱指出,外國的大學出版社,通常以兩種方式幫助學術冷門著作出版。第一、會刻意出版某些銷路良好的大眾科學讀物藉以補貼冷門學術著作的虧損,或者由出版社主動為某些著作申請降助金(蔣濱,2001:26)。
政府相關單位補助與贊助書籍的製作出版。最早期大學教科書由教育部出版,一般出版社只是印行。像是George A. Lundberg著,田世英義的《社會學》(1966,教育部出版,正中書局印行),龍冠海主編之《社會研究法》(廣文書局印行,1968)。後來有所謂的「部編大學用書」,由國立編譯館主編,書籍版權為國立編譯館所有,而發行製作則委託民間出版社。像是楊懋春之《中國社會思想史》(幼獅印行),楊懋春的《當代社會學說》(1981,黎明文化),F. L. Bates& C. C. Harvey著,張承漢譯的《社會體系》(1982,黎明文化),《語言社會學》(巨流,1991),《社會結構》 (洪葉文化,1996)等,都是國立編譯館主編之部編大學用書。
而「部編大學用書」似乎隨著時間轉移,結束該項業務。政府1982年後,出版政策轉向鼓勵圖書出版,該業務似乎轉變成補助書籍製作出版。
像是巨流承接製作出版「阿蓋爾的社會心理學系列」,就是由國立編譯館補助的經典全譯計劃。余伯泉(1995)於「阿蓋爾的社會心理學系列」序中指出,該叢書是「國立編譯館第二套全集性作品轉移」。而弘智文化的「應用性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法系列叢書」第一批六部著作(這六部著作印有國立編譯館主譯),也同樣由國立編譯館補助。
國立編譯館在台五十年來補助了兩千三百多本學術著作的製作出版,在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也有兩百三十餘本(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網站),對於整體學術書籍出版的貢獻不少。
國立編譯館、國科會 、金鼎獎等對書籍出版的補助。對學術書籍的補助,雖然成效如何有待討論,但出版社莫不努力爭取來自政府部門或者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對於書籍製作成本方面的補助。雖然贊助者如國立編譯館必須對書籍的販售抽取版稅,但至少讓出版者,在經濟成本有所保障之下,可以出版純粹文化考量的學術產品。

3.商業利潤的考量:
一個民間出版社,是作為營利組織而存在。一個營利組織最大的目的,除了生存下去還要獲利。出版社也不例外。出版社雖然是文化性較高的行業,但是賺取合理利潤以求生存,甚至進一步的獲利,也是應該的。
時報文化內部編輯表示,自從該上櫃之後,因為要對股東報告業績,對於書籍出版的考量是「速度」與「數量」,「市場」是選書的最重要考量。就以他自己的工作速度來說,平均每一個編輯一個月要出版一本書,一組編輯一個月要出版三到四本書。一本書的製作時間從購買版權到成書,控制在六個月之內,因此工作壓力非常大 。
皇冠文化的平雲指出:「中國人對於出版事業的看法,有太多的文化包袱。其實出版社本來就是市場導向,這是一個常態的運作,追求利潤,才能生存下去,如果沒有利潤,要如何支持下去?中國人有一種奇怪的現象,覺得賺錢是很罪惡的。」(轉引自王瓊文,1995:107)平雲的看法,可以說是精準的指出台灣社會對於出版業的想法。
當然,以社會學相關類型書籍出版為主要業務範疇的出版社群也不例外。一般大眾/綜合出版社,可能以某些暢銷書、長銷書或主打書作為出版社的獲利來源。如皇冠出版社手下的暢銷大眾作家如吳淡如、侯文詠之類;時報文化像是村上春樹;遠流的金庸系列等等,都可以說是出版社兼顧商業考量的重要作品。
而且正如淑馨文化的陸又雄指出的,「台灣的出版社太過重視暢銷書,誤以為暢銷書很重要。暢銷書大概只佔整個市場的15%而已,像中小學,大學學術用書這些市場都很大,根本不需要廣告,卻有著不同的生存之道。」(轉引自王瓊文,1995:108)顯示出版業者太過看中暢銷書對於出版業績的提昇,卻忽略了這些不需市場行銷,而走校園路線的長銷學術書與教科書中所隱藏的巨大銷售量。陸又雄指出,「東華書局一年的業績可能有十億」,但因為他「專營學校教科書市場而被市場機制所忽視。」(轉引自王瓊文,1995:108)
平雲指出,大型出版社出版的書如「皇冠一年出版一百三十多種」,這些書中的好書,在數量上比起一些小出版社一年出版一二十本書來得多。(轉引整理自王瓊文,1995:107)平雲認為「出版社應該讓好的讀物普及化,而非孤芳自賞。」(轉引自王瓊文,1995:107)
商業這一項考量放在以大學書籍作為主要業務的出版社來考察,則是學術出版社中,大學教科書(或參考書籍)這一類的出版項目。
在台灣經營社會學教科書(或參考書籍)的出版社有兩種,第一種是專出高普考研究所考試用書的出版社如千華、國家、高點等,都有社會學類參考書(這部分不是本研究的討論重點,故不仔細討論)。第二種則是專營社會(科)學高等教育書籍的出版社如巨流、三民書局、東大圖書、桂冠圖書、五南圖書、揚智文化、生智文化等等。
風雲論壇則較為特別,可以說是台灣唯一兼具這兩種類型之間的社會科學出版社,風雲論壇在其網站上說道:「1987年7月台灣解除戒嚴,因政治開放…本社乃轉向出版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教科書、考試用書」。就該出版社的出書類型與比例來看,應該是以考試用書為主,學術書十分少見。風雲論壇最有名的就是各社會科學門的「Q&A系列」。風雲論壇更公開徵求教科書、考試用書寫手(資料來源:風雲論壇網站)。
風雲論壇是一人公司。按筆者的了解,大致上與一般考試用書出版社的運作模式相同。向坊間徵求稿件,而稿件以教科書為主。特別是風雲論壇的主事者是學院人,該學院人擁有不少補教界的人脈,似乎間接確保其銷售量。
考試用書出版社的商業性是最為徹底的。臺灣教育制度的填鴨式,和繁複的考試制度,讓想進入任何一個階段都需要考試,高中、大學、研究所、高普考等都需要考試。而隨著高等教育的開放,補習風氣由補大學轉向補研究所,根據筆者的了解,有部分專營參考書的出版社開始紛紛轉型,搶攻研究所考試的市場,而逐漸放棄高中大學重考市場。
社會學作為一門基礎學科,雖然社會學本科的市場並不大,且一年報考社會所不過百餘人。然鄰近相關的傳播所、教育所,一年報考人數都都不低。傳播所有八百餘人,教育所則有上千人,轉學考也占一些市場。而在高普考等國家考試方面,每年參與社會行政考試的人數有兩千多人,這麼龐大的商機,社會學概論、社會研究法、社會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與考試有關的科目,其教科書與參考書的數量可以說與日俱增。
像高點、保成等大型補習班,都有自己的社會學參考書,而像千華等專營高普考叢書的,也有社會學參考書。更有許多參考書出版社欲進入此像出版市場。 此類參考書是以營利為主,考試取向,與國中、高中的各科參考書相同,是市場商業考量的。
而本文所討論的社會學書籍的出版社群,有些大型綜合類的出版社如時報文化與聯經,並沒有出版社會學教科書,這些出版社的主要的營利業務重心,放在市場上的暢銷書,而非學術教科書。而其他以社會科學或社會學作為主要出版業務的出版社,則擁有一定比例的教科書。
有編輯人表示,「其過去所服務的出版社中之發行人,對於學術書籍的出版考量之中很大的一點就是,該書是否可以成為教科書。」從此可見其商業考量。
五南的楊榮川表示,「五南的書籍以專業學術書為主」,「以大學院校學術書為主」(轉引王瓊文:1995:118)。換句話說,就是經營大專院校的教科書。而且五南還有有「專營高普考等各式考用書籍的考用出版社」(轉引自王瓊文:1995:118)
我們經由觀察各出版社的書單發現,社會學出版社群中,出版社會學書籍在該出版社所佔書籍比例的多寡,這些出版社也出版不同數量的社會學教科書來保障其商業安全利潤。
有出版人表示,「學術出版社至少需要一本教科書來穩定銷售量,供應出版社日常開銷所需。」他更進一步表示,「有些出版社(不方便透漏)的教科書是採取對出版社有利的買斷制(而非對作者有利的版稅制 ),以確保出版社利潤的穩定。」可見教科書在學術出版社中所占的核心地位 。綜觀各出版社中教科書與專業書籍的比重,不難發現出版社的商業考量 。
看看台灣以教科書作為叢書系列的,在台灣有桂冠圖書的大學專業教材中的「社會科學叢書」與「社會學叢書」。三民書局大專用書中的社會學教科書和「當代社會學叢書」系列。風雲論壇的「社會學叢書」,而專營社會學類書籍出版的巨流,更有不少長銷的社會學教科書。
有一些學術書在出版宗旨就表明其學術性與教學性並重,並詳細的指出適用的讀者群(藍采風、廖榮利,1986;廖正宏,1985)。為的也是希望這些書籍能夠多多被閱讀使用。
一個學術或大學專業出版社,出版教科書來獲取穩定利益,只是其求生存或獲利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則是降低書籍製作的成本,例如某些出版社可能以壓低翻譯費、排版、製版與印刷費用,節省人事開銷等方式 來降低固定成本,以獲取穩定的利潤。經營之神王永慶也是用降低成本的方式,讓台朔再不景氣的時候維持穩定獲利(郭泰,2000)。

4.文化考量:
教科書是學術出版社在考慮商業利益下的一個安全保障(Michael Korda,1999)。但是,一個學術出版社在商業利益有了安全保障後,往往還肩負有其文化使命與出版社成立宗旨。這些社會科學出版社除開教科書外的另外一項出版大宗,就屬文化考量學術專門性著作了(可粗分為翻譯書、大陸地區著作與本土正體中文著作三大類)。
其實,經過筆者的訪談與對一些出版人的觀察分析,在台灣從事社會學出版的出版人,其文化理念與執著程度非常之高。像是群學、桂冠圖書、唐山。
文化考量是一個粗分的方式,文化考量之中又包含諸多因素。使用文化考量為的是對比於穩定獲利的商業考量下所製作的書籍。
從統計數字來看,以文化考量所製作的書籍在種類上雖然比教科書多,但在個別書籍的銷售數量上-除少數例外-卻不及教科書大。
不過,這個部分的書籍,卻往往是該出版社自我定位、展現出版風格與出版目標的重要指標。一個小眾學術出版社,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之下既做出品牌、又做出市場區隔,能讓讀者或社會能夠一眼就認出該品牌的,就屬這些專門著作。這些著作可以讓讀者在需要某類書籍時,第一個念頭就想到該出版社,一眼認出該出版社書籍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其專業著作類書籍,這部分往往也就是所謂的文化面向。不少出版社在成立宗旨方面都提及文化面向的重要性。
麥格羅.希爾出版集團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劉漢文說:「出版是個文化事業,做出版的人多少有些理想性格吧。(明日報,2001/02/17)」這句話從一個以商業教科書為主的國際出版集團的主管口中說出來,似乎一語道破出版人的文化考量遠比其他商業活動來得重些。
「同學館」的韓家瑜說,「如果出版業是一個池塘,只有不斷的丟石頭進去,最後讓水滿出來,大家才會注意到問題存在的話,我希望扮演的就是丟石頭的角色。」(明日報,2001/4/8)
若簡單考察一下幾家社會科學出版社群的成立宗旨,不難發現出版社自我定位中的文化考量。像桂冠圖書,就提及其成立宗旨為,「引介新知、啟迪民智」,期望「為提昇國人的人文素養而努力。」並且,「重視知識,尊重學術」,「儘管市場的流行文化充斥之際,桂冠依然」,「以出版學術、知識性的書籍為主任務,不因短期的商業利益而改變,默默地耕耘這一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淨土』(雙引號為筆者所加)。」(資料來源:轉載自博客來網路書店出版社介紹)
弘智文化在其圖書書目中明白表述成立宗旨:以「知識轉移」為使命,並以「促進跨文化了解等領域」的書籍為主。
揚智文化的經營理念是:「揚厲中華文化、智開人類心田,提昇學術水準、服務社會人群,永續經營發展、邁向國際目標」。然而,揚智文化自己的出版走向:「揚智文化的出版方向主要為教科書與學術書,其書系規劃含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工作、觀光、餐旅、商學、工業、文化研究、文學、哲學、政治、教育、音樂、劇場……等領域。」教科書與學術書可見其文化與商業的考量(資料來源:揚智文化網站)。
「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的理念和理想何在?」韋伯發行人陳坤森在自己出版社的網頁上,問了這個問題,並且提出六點:「(1) 選好書:不論是教科書或流傳久遠且影響力大的著作,皆是出版的對象。(2) 交好友:廣結志同道合的學術朋友共同奮鬥。(3) 做好事:每年將部份盈餘回饋讀者或捐助慈善團體、成立清寒獎學金,鼓勵學子向學。(4) 堅持品味:不走庸俗的路線,不出升學或考試導向的參考書,以純學術書籍出版為主。(5) 普及知識:書籍定價儘量比其他出版社之同質書便宜,讓更多人以較低廉價格取得知識。(6) 服務學術:稟持服務的熱忱,協助學術界出版冷僻的專門著作或升等論文。(www.weber.com.tw)」這似乎是韋伯文化自己的文化考量。然而若考察一下上述六點,第一點和第五點基本上就是矛盾的。
允晨文化的成立宗旨:「允晨文化是以文化傳承為經營特色」,允晨文化仍將堅持「掌握世界新知、促進國際文化、學術交流,創造人類美好生活」的理念(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五南則開宗明義表述其出版宗旨為:「傳播文化、弘揚學術」,「學者的智慧,專家的才華,是文化種子;讓他開花,讓他結果,是文化出版人的責任。」從這段話不難發現其學術出版的文化使命。「努力地在作者與讀者間搭起橋樑,讓學者專家的心血結晶,透過編輯的巧思,變成一本本擲地有聲的書籍,流佈學界,深入社會。」上述這段話,五南無疑希望藉由編輯加工讓學術成為人人可接觸的東西。「為文化開創一片天,為學術弘揚滿四海」。可窺見其文化考量之深。
而其出版方針則為「社會人文、理工農醫領域的學術著作、大專教材」。出版理念則是「學術性的衡酌重於市場性的考量」。從以上的成立宗旨不難發現其文化考量(資料來源:轉載自博客來網路書店出版社介紹)。
立緒文化在其圖書書目中,引用哈洛仆倫(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的一段話,可以視為其成立宗旨:「『看,這些人不需酬賞。他們已經那麼喜歡讀書了。』閱讀之愛,不僅是真切的情感衝動,也是我們的世俗神學。」或像巨流出版社,這一個定位在以社會學書籍作為主要出版範疇的出版社,該出版社可能因出版社的宗旨,而出版不少特定的社會學學術專著。從前面章節對於巨流出版社書籍出版量的分析,可窺見一二。
群學是「由一群有共同理念的社會學者與專家組合而成」,由「劉鈐佑負責實際營運。」群學的理念是:「扮演學術界和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橋樑。」「透過有共同理念的學者專家共同努力,一方面結合學術與社會脈動,促進台灣的學術發展;另一方面則希望能將社會思考的能力帶進我們的社會。」
群學的發行人劉鈐佑表示,自己要作的書是有「趨勢性」的,經過思考的。「我們的選書方向,簡單說就是能否刺激台灣思考?」劉鈐佑舉自己在巨流時所出版的三本女性主義書籍為例。劉鈐佑認為,一個學術的興起最先表現在思潮,然後日漸被學院「規訓」,思潮最後的結果是「課程化」被學院收編。於是其出版女性主義研究書籍時,先出以思潮為主的書-《女性主義的思潮》,然後再配合思潮實踐並重的《重塑女體》,最後推出《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然而其中史料所未及的的是間接推動了台灣質化研究的出現。
劉振強認為三民的出版策略是「用出版實踐夢想」,「社會缺乏什麼,就希望出版那方面的書籍來補足」。「例如三民書局創辦時、法律與社會科學的書籍成為三民初期的出版重點。」而談到出版理念,劉振強認為「出版事業是一種社會事業」,「出版業應該是一種良心事業,應該要熱愛社會,有責任感,不趕時興的書籍。 」(轉引自王瓊文,1995:Pp.100-1)
王榮文指出,遠流的經營方式是「書系經營」,王榮文認為「只要整個企業不賠錢就好了」,「賺錢的出版路線可以用來彌補較沒有市場的出版路線。例如對於需要長期投資的書籍路線,遠流會給三年的時間,無論盈虧由企業吸收。如果無法達到目標,會放棄這個路線」。也就是說,出版社可以容許在一定時間內,嘗試新的書籍類型,展現文化抱負。但是,「但是實際發現,賺錢的部門不見得甘願貼補其他的部門。」(轉引自王瓊文,1995:111)顯然商業與文化之間的考量,還是往商業方向靠攏多一些。
出版社的選書往往由書系主編負責選定,再交由版權部洽談。因此選書除了上述商業考量為重外,也會與書系的走向與規劃,主編的興趣與風格有關。
桂冠學術叢書主編表示,桂冠所希望出版的是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一本書。在十年之後還能夠被讀能夠有價值的書。
新新聞出版部總編郭宏治說,「做出『市場區隔性』」也是小型出版者的生存之道。(明日報,2001/01/31)」以社會學這類小眾且集中在小型出版社的出版類型來說,在文化考量上定出自己的出版區隔,就顯得格外重要。
其實,根據筆者的訪談與了解,上述出版社群其中有部份背後有「金主」或特定財力的支持,這金主或特定財源或是學術人,像是群學,或是出版者本身,像三民、五南、唐山,或是出版者的好友,像是桂冠。
無論文化考量下的書籍出版社略為何,以現有的社會學書籍來分析,以台灣社會學出版社群過去出版過的書籍來看,作為文化出版考量的社會學著作,按書籍的類型,可粗分為三種:
第一、社會學經典著作。以文化考量來說,一個學術出版社可能會考慮出版該學科的學術經典或專門性的研究著作等等。以台灣社會學書籍來說,經典著作幾乎可以等同於翻譯著作。像是遠流的「新橋譯叢」、「新馬克思主義經典叢書」,時報文化的「近代思想家圖書館系列」、桂冠圖書的「當代思想叢書」之中,都有不少社會學經典著作。而這些叢書序言中,也都提及出版者的大力支持。
例如楊國樞在桂冠圖書的「當代思想叢書」總序中提到:「多年來一直期待有建識有魄力出版家挺身而出」,編輯這套叢書的「這個出版單位(只桂冠圖書),有感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以及人文精神的薄弱,決定這套叢書以出版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為主。」
因為台灣的社會學經典書籍幾乎就等是翻譯書的同義詞,所以我們首先來看社會學經典翻譯書的狀況。自從「612大限」之後,翻譯書籍的出版成本似乎不降反昇。因為多出了版權授權費用 。
在台灣,翻譯書的製作,乍看之下是一種同時考量文化需求與商業利益並重的出版類型,因為學術翻譯書只需支付一定額的授權費用,通常是幾百美金到一千美金不等。不像一般暢銷書或教科書必須支付版稅或合作出版。
一般說來,翻譯書籍中的翻譯費、授權費、排版等製作成本,都集中在第一版第一刷的頭一千本。一本學術翻譯書的翻譯費是全書成本所在,基於以上的考量,學術翻譯著作除了特殊的考慮之外,也不太挑選冷門小眾的書籍。所以經典、新思潮、導論/入門書與教科書成為翻譯著作的主流,超出這個範疇的書籍很難被翻譯出版。
在經典著作的翻譯方面,一方面社會學經典著作可以被用來準備報告、考試或者是教學指定閱讀,有一定的銷售量。再者,雖然不如教科書的銷售量大,但銷量穩定,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出版社的文化品牌。
經典或是大師著作的翻譯其實是另一種市場保證,這類書籍雖然不像一般暢銷書,但卻是一股銷售數量穩定的常銷書。每年可以銷售一定的數量,而且書籍的時效性較長,歷久不衰。
像唐山出版韋伯(M.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本書還有協志和左岸文化等版本),遠流新橋譯叢的韋伯原典如《宗教社會學》、《支配社會學》三卷、《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國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兩卷。這些韋伯原著出版的時間據今以數十年,非但沒有消失反而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巨流出版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時報文化翻譯出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經典之作《想像的共同體》,黎斯曼的《寂寞的群眾》(此書早在1984年,就已經是中文第七版),更是歷久不衰的經典著作。
不少社會學經典/翻譯都是長銷書,在不賠本本的細水長流下,仍有人願意投入這類書籍。90年代的社會學翻譯著作就佔了300多種,其中社會學經典雖沒有教科書、二手詮釋書與入門概念書多,但仍不少。
其實經典性著作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以前,特別是612大限之前,學運之後的那個年代,經典性著作的銷售量非常的龐大而穩定,甚至有時會超過簡介性書籍。但是90年代中期之後,經典性書籍的暢銷已經不復見。
第二、社會學入門書/二手詮釋著作。學術書的翻譯,通常反映著學院內對於某些思潮的教學、閱讀狀況與流行。像是全球化、後現代等議題。或是翻譯像概念書、二手簡介入門書,這類書籍入門性質高,內容易懂、好銷,像Routledge出版社的「概念」書系(Key Word)就有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像《文化霸權》(遠流,1991)、《消費》(巨流,1995)、《文化》(巨流,1998)、《全球化》(弘智,2000)等等。揚智文化的「文化手邊冊」,生智文化的「當代大師系列」,遠流的「歐洲百科文庫」、「西方人文叢書」,風雲論壇的「當代思想巨擘叢書社會學系列」,巨流的「概念書房」等等都是以入門書為主體的書系。
其實,長期來說,一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的出版類型,中文教科書、入門書,翻譯書中的經典類、簡介/入門類、教科書類,都是一種能兼顧商業與文化的產品,而教科書類更是保證商業利潤的產品。這些出版品的數量,佔台灣社會學書籍的絕大多數,扣掉正體中文社會學專著(21.3%)後,大約占全部社會學書籍的79%。若單看90年代出版的社會學書籍,將教科書、翻譯著作、翻譯教科書相加,有近五百種,超過出版量總的一半,占社會學書籍的出版大宗(王乾任,2002)。
第三、學術潮流與社會議題的反應:社會議題導向,出版社可能應映社會的潮流,而推出許多社會所需要的書籍。少數專門性著作,雖然看似冷門,但是若能配合社會潮流與議題,也可以創造不錯的銷售量。有出版人認為,「新書就一定有市場」,全球化熱潮下的出版熱,正是許多出版人在印證其理論的一個實踐。
像是80年代的韋伯熱、社會學中國化議題。解嚴後到90年代初期社會運動的熱潮,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追求,沈起予在「新馬叢書」的總序中也談到這股強大的新馬學趨勢(只是沒想到它來的快去得也快),90年代末期的全球化熱浪,乃至1999年總統大選所促成的《第三條路》熱潮,都造就不少相關主題的書籍出版。
我們以全球化議題和第三條路的熱潮來看,像是90年代後期興起的全球化熱潮。坊間各大出版莫不投入全球化書籍的出版。短短兩年內,全球化議題的叢書在台灣也冒出不少。像立緒的《民族國家的終結》(1996),韋伯文化的《全球化與文化》(2000)、《全球化大轉變》(2000),弘智的《全球化》(2000)、《社會學:全球性觀點》(1998)、揚智文化的《全球傳播與國際關係》(1999)、聯經的《全球族》(1994)、《無國界的世界》(1993)、《全球資本主義危機》(1998),時報文化的《全球市場解讀》(1990),商務的《全球化危機》(1999),知書坊的《經濟全球化》(2000),巨流的《全球環境議題:臺灣觀點》(1999)、《全球變遷與變遷全球:環境社會學的視野》(1999)等等,可以說都是全球化浪潮下所出版的書籍。
1999年台灣總統大選,陳水扁總統所提的新中間路線,間接造成紀登斯「第三條路」概念的熱潮,為《第三條路》創造了18,000本的高銷售量(戚國雄,翻譯工作坊網站)。及至2002年紀登斯訪台,間接推動了中文世界大舉出版紀登斯的著作中譯本。像是原先已有的《第三條路》(聯經)、《超越左派右派》(聯經)、《失控的世界》(時報文化)、《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唐山)、《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遠流),以及從紀登斯訪台行程 確定後半年內陸續出版的《親密關係的轉變》(巨流)、《社會的構成》(左岸文化)、《民族國家與暴力》(左岸文化)、《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左岸文化 )、《第三條路及其批判》(聯經)、《現代化:紀登斯訪談錄》(聯經)等紀登斯著作中譯本的發行。
紀登斯的訪台行程,讓紀登斯著作的中譯本數量,一躍成為社會學書籍中譯數量上的佼佼者 。可見社會潮流以及相關新聞議題對於冷門書籍的帶動性。紀登斯的中譯著作,比起其他社會學理論家如盧曼、布爾迪厄、哈伯瑪斯等人,在數量上顯得更多,也更有機會被中文市場所認識。
附帶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更讓《東方主義》等與中亞有關的書,在一個月之內賣掉原本一年才有的銷售量並且持續飆高。

5.人情考量:
出版社的存在,自然會吸引某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甚至投稿。而其中,不乏出版者或編輯的學術界友人。以90年代後台灣社會學出版社群的出版者、編輯的社會背景來,看有不少人都擁有社會科學學歷,或與社會學界人士相交者。出版者礙於人情考量或基於互利原則,在書籍製作方面,多半與學界人士保持某種程度的合作。這樣的合作有以下幾種原因:
第一、交情說:Granovetter(1973)的「弱連帶」(weak tie),在出版界同樣發揮的極為淋漓盡致。大部分的出版者與編輯都絞盡腦汁想要開拓人脈,以其有更多的人力資源可供調度。整個出版界莫不致力於開發人際關係(Michael Korda,1999)。H-4表示,該出版社在找尋推薦與導讀撰寫人時,常常會委託原來以有合作關係或者書籍作者推薦其相關領域的朋友。甚至有時就委託書籍作者自行推薦朋友撰寫推薦序與導讀。有些編輯與出版人在找尋譯者、書籍稿件與審訂者時,也都從身邊的學術界朋友找起。桂冠圖書之所以編輯,以及由誰來編輯「當代思潮叢書」與「社會學叢書」,出版人賴阿勝個人的人際關係,與編輯本身的人脈都佔有決定性的地位。而楊國樞與賴阿勝的關係也早在賴阿勝年輕時擔任編輯時就已經奠下。有編輯表示,「書籍製作時的人選,人際關係是極為重要的關鍵性考量。每個出版社都有他們固定的學術網絡與合作學術人。」
據某位出版人表示,「某些出版者會與學術人簽訂寫作合同,然而有些出版人一簽十餘年卻無法出書。而這就成為出版人與學術人打交道時的可能潛在籌碼。學術人礙於人情考量,多半願意為出版人作一些審定校稿業務。」
劉鈐佑成立群學出版社,也靠其人脈聚集了不少學術人參與投資。 劉鈐佑表示,他離開上一家出版社什麼都沒帶走,然而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則是這份「人脈」。劉鈐佑並表示其之所以入行也是受到求學時所結識的某位學術人的帶領。
另外也有人也表示,其入行也與某些出版界的朋友的鼓勵有關。之所以出版某一套叢書系列,獲得以邀得某些學術人擔任叢書主編,也是原先就與某些學術人之間的私交所促成。
就筆者的觀察,出版者十分在意學術界的動態與人事變動情況。並且出版人都有意願結交學術人。唯恐無法結交到某個領域或新興的學術人。 葉啟政在《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自序中,語帶調侃的自我反問,以三民劉振強這樣一位精明的老闆,為什麼在明知會虧本的情況下,還肯諸這樣一本應梆梆的「無聊」書?葉啟政自承不能代答,但卻幽默的提及「或許,他(指劉振強)為我們二十幾年的交情所挾持吧!他願意賠些錢,但是留住一些人情(葉啟政,2000:2)」能夠在序言中,以這般的自在的語氣談論作者與出版者之間的關係,該是有一點交情。
第二、交換說:在學術出版這塊領域來看,出版者以幫學者出版學術論文,以換得認識學者的機會,在藉由所建立的關係逐步拓展可能的關係網絡與合作關係。聘請學者為該出版社從事一些諸如翻譯、審稿、校稿、撰寫導讀、教科書等事宜。
某些學術出版社以高價「綁人」,「以高價為學術人出版冷門學術專著,而求換取教科書的撰寫。」像是支付書籍稿費時,不僅抽版稅,還為第一版支付稿費。為的就是奠定出版人與學術人良好的互動模式。
過去學界因為「升等論文必須出版」,甚至以書籍形式發行的規定,導致許多學者對出版社仍有某種程度上的依賴,但是這樣的制度一但消失,是否會影響這種出版社與學界的合作關係,則有待再觀察?這是比較陰謀論的說法,基本上學術人都有身為知識份子的心態,而書生報國,知識份子參與社會實踐最好的方式不外乎就是著書立說。因此出版書籍就彷彿是學者的天職一般,與大部分的學術人脫離不了關係。只要學術人不被太多的繁雜事務忙得喘不過氣來,對於書籍出版的需求,應該都會存在。
第三、互利說:學術出版社與學院之間,其實是一種共生關係,「學術出版本身就是學術生態中的一環」,出版社必須仰賴學院的購買、與提供稿件(無論翻譯或著作),才能夠有商品可以進行銷售,而學院則需要仰賴出版社將「必要」的研究成果,或學術「抱負」出版。出版者無論站在商業立場,或者其他可能的文化考量,都沒有必要得罪來自學院的潛在消費人口的意見領袖。

小結、調和文化與商業-出版者的80/20法則
寇舍認為,出版是個「文化與商業的兩難」(1982)。然而在筆者一連串的考察之後,筆者認為,出版業,起碼筆者所考察的社會學出版社群,其出版考量應該是文化與商業的相互搓揉與調和,而非兩難困境。出版者在書籍出版類型與數量的掌握,以及制度保障政府補助等相關面向的運用,企圖找出文化與商業的調和之道。既保住出版社的文化形象,也保住出版社的商業利益。
雖然本文無法取得出版社詳細的帳目資料,由王乾任(2002)的社會學書籍統計比例來看,教科書佔了26.7%,再綜合各項資料分析,義大利經濟學者巴烈圖(Vilfredo Pareto, 1848-1923),在一八九七年所發現的80/20法則 ,又稱為巴烈圖法則(Pareto Principle)、巴烈圖定律(Pareto Law)、最省力法則(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不平衡原則(Principle of Imbalance)。應該是出版者所奉行的、指導書籍出版的核心思想。這個簡單的法則,可以用來解釋台灣社會學類出版群的出版思想。

標籤
相關文章

留言

Zen大

曾居敦南,現住安坑。 我是職業作家/時事評論員,同時也是出版顧問、讀思寫文字溝通表達力的專業講師、網路部落客。 每年讀書(至少)五百本,寫文(至少)五百篇,演講授課(至少)五百小時。 本版文章歡迎個人或非營利單位轉載,營利單位轉載,請來信取得授權(切莫私自轉載)。

Zen大著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