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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版政策的轉變-從管制、獎勵到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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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6-20

台灣出版政策的轉變-從管制、獎勵到起飛

文/王乾任

過去五十年,臺灣圖書出版政策幾經轉折,對於促成現在的出版態勢,有著不小的影響。
臺灣的出版政策大體上來說可以分成三大時期,第一、孕育管制期,從1949年到1975年;第二、開放管制獎助起飛期,從1976年到1986年;第三、出版多元自由期,從1987年解嚴至今 。

一、孕育管制期:1949-1975

50年代整體台灣社會動盪不安,國民政府極於鞏固統治。當時的台灣社會經濟力低落,出版方面已翻印為盛。像是古書翻印與西書翻印,都是一種成本低、利潤高的出版活動。而1966年行政院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更是將這波古籍翻印推向高潮。
1942年3月29日公佈,同年5月5日實施的「國家動員法」中第23條規定,「政府於必要時得對人民之言論、出版、著作、通訊、集會、結社,加以限制」(轉引自胡蘊玉,1998:38)。此法為台灣初期限制出版的重要依據。直到1974年才有所修定。
50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經濟力低落,再加上並沒有加入任何國際著作權公約,所以西書翻印並未造成太大問題。然50年代中期起,臺灣西書翻印日盛,美國出版界抗議,但因此時的台灣出版法採註冊主義 ,因此臺灣政府拒絕美國出版界抗議。美國出版界則認為台灣申請著作權過程繁瑣,加上註冊費用太高因此希望台灣政府修法,降低註冊費用,則願意授權臺灣出版業在台合法重印,並降低圖書價格,使台籍學生有能力購買大學教科書。結果在台灣西書翻印業者的推動下,美國圖書進入台灣註冊登記。
但美國在台印製圖書,回銷美國本土的問題,在1959年的大英百科全書翻印事件上又起紛爭。美國在台印製圖書的回銷,造成美國本土出版業獲利受創,最後臺灣政府基於「翻印行為會影響國家形象,又我國目前仍繼續需要技術知識傳入」,故允許大英百科全書的註冊登記,並於1959年將1944年的著作權法第十條,「外國人有專供中國人應用」改為「外國人著作如無違反中國法令情勢」,此舉擴大外國圖書著作申請著作條件。
而1960年起,西書翻印獲利極高、越來越多翻印,而翻印書籍流入美國本土及其他國際市場,嚴重影響原版市場,引發美國出版業不滿,向台灣政府抗議,要求簡化註冊主義,禁止臺灣翻印西書出口,並以取消美援與軍援向台灣政府施壓,要求臺灣政府改善翻印西書出口問題。於是臺灣政府於1960年、1962年與1963年分別公佈限制翻印書籍出口的行政命令。並且於1964年著手修改著作權法,增列縣市警察機關取締翻印的權力,加重翻印罰責,增加對外國著作的保護。
這個時期的戒嚴 對整體的出版政策影響很大。戒嚴法第十一條更規定,「戒嚴地區內最高軍事長官,得以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並限制言論、講學、新聞、雜誌、攝影、標語暨其他危害軍事的出版物。」
在圖書進出口方面,於1951年訂定「管制匪報書刊入口辦法」,未經核准的匪偽書報不准進口,且不許臺灣出書業者出版大陸作者作品。
並且為強化國民的國家認同教育及思想教育,於1952年,有教科書統編制的產生。 再加上1928年的著作權註冊主義,1942年實施的「國家動員法」中第23條對出版的限制與規定,1949年頒布的「台灣省戒嚴地區新聞紙雜誌圖書館制版法」,和1968年公佈、1970年修正的「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形成台灣早期的出版法令。

二、開放管制獎助起飛期:1976-1986

1976年到解嚴前可以說是台灣出版的成長期。1973年到1975年的石油危機導致出版業缺紙、紙價高漲、裝訂印刷費大增,並造成多家出版社倒閉。但是從1976年起,國際景氣開始復甦,臺灣出版也開啟了成長期。
內政部於1973年著手修訂著作權法,1974年公佈「出版法實施細則」,於1975年完成草案,1979年4月修定公佈。其中對於內容之規定第九條規定:「出版發行旨趣,必須符合闡揚基本國策,激勵民心士氣之旨」(轉引自胡蘊玉,1998:38)。第九條之規定發行旨趣對於出版自由的扼殺難以估計。
隨著1978年盜印風氣大盛的原因,1979年制定加強「文化與育樂活動方案」,視修訂著作權法為重要政策。1982年,行政院決定「著作物不論是否登記註冊都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以及登記時不得審查著作物的內容」兩大原則,確立著作主義的著作權法,並於1985年通過實施。
政府於1962年成立「內政部出版事業管理處」,而於1973年,因應行政院精簡組織決定,將「內政部出版事業管理處」合併入新聞局,更名為「出版事業處」,並調整管理出版的角色。開始強調對出版業的獎勵、補助,對出版不再只是以管理為主。使台灣出版事業的角色有了轉變,轉入新聞局管理對台灣出版界是個分水嶺,自此臺灣出版界不再只是被管理,政府開始獎勵出版。
1973年修訂的出版法第四章中明定出版獎勵保障,在第23條中明定獎勵補助標準,第一、合於憲法第167條第三款規定者;第二、對教育文化有重大貢獻者;第三、宣揚國策有重大貢獻者;第四、在邊疆海外或貧瘠地區發行出版品,對當地社會有重大貢獻者;第五、印行重要學術專門著作或邊疆海外及職業學校教科書者。 1976年鼓勵優良圖書金鼎獎就是基於此法而出,並且於1982年開始頒贈獎金。而出版獎助條例則於1984年實施,補助範圍有學術專門著作出版的補助,優良出版品輸出國外,郵資或運費的補助,和出版事業參與文化流活動的補助。 1982年起,行政院新聞局協同「商務印書館」推動「書香社會」圖書禮卷。1983年金鼎獎舉辦讀書週, 1985年增列推薦優良出版品,1987年舉辦第一屆國際書展,1992年配合兩岸政策,更設立「大陸圖書著作個人獎項」。
此時期政府對大眾傳播事業的管制放鬆。1958年以前,臺灣出版管理歸內政部,但由內政部暫交「警政司」管理。1973年,行政院決定將內政部所署的出版事業管理處交併入行政院新聞局,其他大眾傳播事業也一並交付新聞局管理。1976年,新聞局成立了金鼎獎 ,勵優良出版品,並統一了出版事業登記。自1976年起始編製《中華民國出版年鑑》。1978年,政府決定開始公開非機密性的政府出版物,並於11月與正中書局簽約委託發行。1983年並定「行政機關出版品管理要點」,統一規範政府出版品(辛廣偉,2000: 75-6)。自此台灣地區的出版品可謂日漸開放管制。
1982年所修訂的著作權法廢除了著作權註冊主義,改採創作主義,著作權不論登記與否,都能受到著作權保護,而且登記時不得審查著作物的內容(轉引自周明慧,1998:48)。
這個時期隨著管理出版的單位由內政部轉移到了新聞局,隨著政府部門本身角色的轉變,政府整體出版政策也有所調整由過往的管理監督轉變為輔導獎勵。
政府出版政策的轉變造成出版社的增加,為下一個百家爭鳴的多元出版階段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大環境。

三、出版多元、自由期:1987至今

80年代影響台灣出版日後興盛的兩大原因。第一,1987年7月15日宣告廢除「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出版品的管制回歸出版法之事後審查原則警備總部退出文化檢查的工作,由新聞局取代。第二,80年代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我國對美貿易順差日大,臺灣盜版問題嚴重,加上上一次出版法修法並沒有將外國人列入著作權創作主義的保護,再加上翻譯權的未定,種種原因之下於是開啟了中美著作權談判。而談判結果是開放翻譯權,並對1985年以前的著作採溯及繼往原則。內政部並於1989年「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後著手配合協定內容,並於1990年完成著作權修訂草案,最後1993年通過「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即著作權法修正案。
致此,臺灣的出版法可謂完備。翻譯西書必須取得原書授權,並且造成90年代臺灣出版界生態的大轉型。
第一、爭取西書的授權翻譯。自新著作權法於1992年6月12日施行後,外國著作不用登記,同樣在台灣享有著作權。此一修法造成出版界生態的大轉變,過去只要是暢銷的外國圖書,臺灣出版業者就可以逕自翻譯出版,並且常有一書數版的情況。然而新著作權法的實施,使原本可以隨意翻譯的外書籍,必須向外文原書取得授權才能翻譯出版,這個改變使台灣的翻譯出版成本增加 ,不僅沒有阻擋外文書的翻譯、引進,反而加速其發展,到了90年代,外文翻譯書成了出版界的出版大宗。並出現了版權代理公司。
第二、1994年的「612大限」,在1992年6月12日所實行的新著作權法中第112條規定「本法修定實行前,翻譯受修正施行前本法保護之外國人著作,如未經其著作權人同意,本法修正實施後…不得再重製,前項翻譯之重製物,本法修正施行滿兩年後,不得再行銷售。」也就是說1994年的6月12號,是無版權外書翻譯書合法銷售的最後一天,這造成當年出版界莫不大量拋售。這便是有名的「612大限」。這一天是臺灣出版界的一個分水嶺,自此不再有無授權翻譯書並且非法盜印也逐漸在台灣消失。
第三、外國出版業進駐臺灣,隨新出版法的問世,外國出版社看準臺灣和大陸市場,紛紛在台設立分公司。像是日本東販的台灣分部;香港牛津出版社和與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青文出版社等出版社授權唐山發行;香港三聯、香港中文大學授權臺灣商務印書館;禾林、麥格羅希爾、朗文等也紛紛在台成立分公司。
第四、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禁止真品平行輸入指的是貿易商(出版商)在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下,直接從著作權人所授權的外國行銷商或代理商之處,購買合法的著作重製物(水貨)輸入國內,和著作權人所自行輸入或授權本地代理商合法輸入的著作重製物直接競爭,形成兩種進口管道相互競爭,即原版與水貨之爭(馮陣宇,1993:43)。這樣的規定表示外文書的進口必須取得授權,然除教科書外,學術專書實不易有出版社或書店願意取得進口授權,這導致臺灣外文書價格高,不易購買,外文圖書的進口基準是商業考量,並且進口書種大減。這樣的規定等於是西書進口業者保障,像專營社會科學的桂林、森大、雙葉、書林等。不過隨著網際網路與網路書店的興起,個人透過網路直接選購外文圖書,使得個人購買外文圖書的困難度已經下降,並造成西書進口業者的衝擊。
「612大限」則使得許多過去一書數版的現象消失,像是《成長的極限》(1973,驚聲文物供應社與巨流出版社均有出版),《馬克思後的馬克思主義》(巨流與谷風),《近代的社會變遷》(巨流與萬象圖書),《無聲的語言》(巨流、協志、三山),《人類動物園:都市人及其環境的探討》(巨流、遠流)等等。
不過,自「612大限」後,除已喪失原書版權的情況外,一書數版的現象消失了 ,並且間接淘汰一批冷門但優秀的書籍。整體來說,新著作權法後的台灣出版界呈現大量充斥翻譯書籍的現象。

四、小結:出版政策轉型下的出版界

政府出版政策的轉型對社會學出版品的影響很大,過去威權戒嚴統治時期,因思想統治需要,統一收編管理出版。學術著作當然是收編重點,導致第一階段社會學出版業衰弱不振。第二階段則隨著政府鼓勵出版的政策轉型,社會學出版品的種類也開始呈現增加的狀況,不過外文著作問題尚未解決,並且有熱門書籍一書數版現象。到了第三階段,解嚴導致思想解放,加上大陸政策開放,外文書籍版權確定,民間社會力日漸成熟,出版品在這個階段可謂百家爭鳴,出版的數量與類型都是過往所望塵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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