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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的社會科學翻譯出版品概論
華語世界的社會科學翻譯作品，當屬於1897年出版，嚴復翻譯史賓賽的著作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譯本名為《群學肆言》（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最早。
爾後，嚴復還翻譯了政治學經典，米爾的《群己權界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當今通行的書名為《論自由》。
戰後台灣
1945年8月29日，國民黨政權正式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其中管理出版的有「宣傳委員會」、「教育處」、「圖書館」、「編譯館」與「國語推行委員會」。
其中，「編譯館」與翻譯書籍出版有關。
當時要跟社會科學有關的翻譯書，約莫僅有商務印書館的「人人叢書」、「萬有文庫」。此外，當時的出版品，多從大陸地區輸入，台灣本地自行印製的出版極少，只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出版的政治宣傳類圖書，或地方政府所印製的年鑑、旅遊指南和少數的文藝作品（辛廣偉，2000：25）。
1949年5月20日，台灣省政府、台灣總司令部宣佈戒嚴，自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同時間，政府開始整治出版，如查禁《資本論》。社會科學翻譯書出版事業，自此進入漫長的沉潛期。
1950年代的台灣出版
50年代的台灣出版界，以黨公營色彩和大陸地區來台的出版社為主。
一種是原在大陸地區就已是重要書局，配合政府政策將發展將重心遷往台灣，像是中華書局、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局等，以印行專門書刊、學術書、工具書和中國國學叢書為主，如《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中國之命運》等，兼負政策性使命：「闡揚三民主義」、「宏揚中國文化」、「傳播學術新知」（吳建民，1983）。
另一類出版社則是隨國民黨遷台文人在台創辦，主要出版文藝類作品。如陳紀瀅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張道藩的文藝創作出版社、張國興的亞洲出版社，以及紅藍出版社、明華書局、大葉書局、長城出版社等等。
此時期出版品，以文藝書籍、語言類書籍、工具書為主，社科類作品極少。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劉振強創辦「三民出版社」。不過，三民當時只是重慶南路上的一個小書攤（游淑靜，1981）。
劉振強曾說過，50年代台灣有四種出版社類型：「大陸來台的出版社，由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公務員所開設的書局，或少數作家自己辦的出版社」以及「三民書局，就像一個『散兵收容所』，多半是新的作者」（轉引自王瓊文，1995：99）。
1960年代，依舊由黨國主導出版事業、翻印書盛行
60年代的台灣，經濟開始擺脫戰後陰霾，逐步成長，帶動台灣出版產業起飛。
當年的台灣出版業，主力放在翻印(西書和古書)，新書仍少見，翻譯書亦少。
因開發與建設需要借重歐美新知，大學直接向海外取經，對外國教科書需求量大。加上韓戰爆發，駐札臺灣的美軍的英文閱讀需求大增。
當時台灣的經濟實力仍疲弱，無力負擔巨額版稅，翻譯西語人才也不足，加上國家默許，也還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組織，於是，出版業積極投入翻印西書。
最早從事西書翻印的出版社，計有東亞、淡江、敦煌、新月、文星、虹橋等，翻印書作為高等教育的教科書。
由於西書翻印獲利極高、越來越多翻印書流入美國本土及其他國際市場，嚴重影響原版市場銷售情況，引發美國出版業不滿，向台灣政府抗議，要求簡化註冊主義，禁止臺灣翻印西書出口，並以取消美援與軍援向台灣政府施壓，要求臺灣政府改善翻印西書出口問題。
臺灣政府於1960年、1962年與1963年，分別公佈限制翻印書籍出口的行政命令。並且於1964年著手修改著作權法，增列縣市警察機關取締翻印的權力，加重翻印罰責，增加對外國著作的保護。
不過，因為政府默許，翻印西書仍然偷偷在進行中。好比說唐山出版社，翻印了不少社會科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直到612大限前都能見翻印書的蹤跡。
在幾乎沒有社會科學作品翻譯的時代，臺灣銀行的研究部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發行的《臺灣研究叢刊》算是少數的例外。《臺灣研究叢刊》整理、翻譯日本時代的經濟史料文獻，以及日本經濟學家對臺灣研究的成果（如：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等），出版共114冊。
這個時期的台灣仍是以黨領國，加上白色恐怖、戒嚴體制箝制思想自由，對整體的出版政策影響很大。如戒嚴法第十一條規定，「戒嚴地區內最高軍事長官，得以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並限制言論、講學、新聞、雜誌、攝影、標語暨其他危害軍事的出版物。」社科類翻譯書不太有發展的機會。
政府之手的干預與補助，社科翻譯書現蹤跡
197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社會科學學門的翻譯書數量稀少，可能是：第一、政府整體出版政策的限制；第二、社會科學界本身人力、物力的缺乏，高等教育社會科學學系制度環境的不成熟；第三、社會科學界因19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某些學者反國民政府的言論，導致社會科學界與政府的關係趨於緊張，被政府刻意忽略有關。
早年台灣的大學教科書由教育部出版，一般出版社只負責印行。正中書局因其黨政色彩的緣故，獲得了社會科學教科書的出版權。像是George A. Lundberg著，田世英義的《社會學》（1966，教育部出版，正中書局印行）。
後來有所謂的「部編大學用書」，由國立編譯館主編，書籍版權歸國立編譯館所有，發行製作則委託民間出版社，像是楊懋春之《中國社會思想史》（幼獅印行）、楊懋春的《當代社會學說》（1981，黎明文化）、F. L. Bates& C. C. Harvey著，張承漢譯的《社會體系》（1982，黎明文化）、《語言社會學》（巨流，1991）、《社會結構》（洪葉文化，1996）等，都是國立編譯館主編之部編大學用書。
「部編大學用書」隨時代變遷，結束業務。1982年後，出版政策轉向鼓勵圖書出版，該項業務轉變成補助書籍製作出版。
像是巨流承接製作出版「阿蓋爾的社會心理學系列」，就是由國立編譯館補助的經典全譯計劃。余伯泉(1995)於「阿蓋爾的社會心理學系列」序中指出，該叢書是「國立編譯館第二套全集性作品轉移」。弘智文化的「應用性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法系列叢書」第一批六部著作(印有國立編譯館主譯)，同樣由國立編譯館補助。
戰後國立編譯館補助了超過兩千本學術著作的製作出版，人文社會科學叢書方面補助了數百餘本（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網站），對於社會科學翻譯出版的貢獻不少。
社會科學翻譯出版品的主力，在民間出版社崛起接手之前，大多由政府相關部門的出版單位出錢出力，除了國立編譯館，國科會、中研院、國立大學出版社(如台大出版中心、清大等)，都出版了不少精彩的社會科學翻譯作品！
1970年代到解嚴前—出版隨經濟起飛高速成長，社科翻譯書現蹤跡
70年代和80年代是台灣社會環境的鉅變時期。
1976年，台灣國民所得突破一千美元，生活水準提升，本土市場擴大，出版業也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逐漸擺脫黨國主導，轉向民間主導、群雄分立的戰國時期。
1970年到1979年，出版社由1,351家增加到1,858家。1980年到1989年，出版社由2,011家增加到3,448家。
1970年代是台灣本地出版社崛起的第一波，這個時期加入出版業的年輕出版人，如名人出版社的林獻章，遠景的沈登恩、王榮文，好時年的蔡浪涯，戶外的陳建遠，國家的林洋慈，故鄉的許長仁和高源清，唐山的陳隆昊等，皆是日後台灣出版界的重要推手，不少人都是從學校畢業就投入了出版界（王榮文，1990）。
這個時期的書籍開本、封面、裝訂水準大幅提升。開始套裝書出現，特別是翻譯西方的百科全書類作品，由業務挨家挨戶拜訪推銷，可分期付款，非常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家庭歡迎。
此一時期的出版社，文學依舊佔大宗外，市場上開始出現藝術類、宗教類、科技類與人文社科思潮類出版品，出版社開始重視書籍企劃與市場定位，紛紛推出書系、叢書。。
不少日後影響台灣社會深遠的社會科學出版品的出版社，像是國家、水牛、志文、谷風、南方、結構群、商務印書館、遠流、聯經、時報文化、桂冠圖書、天下文化、天下雜誌、協志、淑馨、唐山等，都是1970年代創立的。
這個時期，台灣的出版社，開始推出人文社會科學翻譯書。
附帶一提，當年的輔大出版中心，推出了不少優質西方學術思潮翻譯作品，是解嚴之前，譯介西方思潮的重要出版單位。
竄改中國大陸學者姓名後出版的翻譯書
當時，開始有出版人引進中國大陸學者翻譯的社會科學作品，像是費孝通翻譯馬凌諾夫斯基的《文化論》（商務），不過，當時仍然禁止公然販售或提及中國大陸人士，因此，這類型翻譯書，多會竄改譯者姓名，像是費孝通就被改成費通。
谷風、南方、結構群、久大、萬象圖書等出版社，都推出過竄改中國譯者姓名的社會科學翻譯書。
解嚴之後，民營出版社成主力，社會科學翻譯出版品大爆發的時代
1980年代是戰後台灣出版社本身第一波大規模的世代交替、改組、出走與另創新局等等。
新興出版社抬頭，像是久大（桂冠）、風雲時代、大塊等多家新興出版社，都是主事者離開原先任職的出版社，另行創立新出版社。此一開枝散葉型的發展方式，一直延續到今天。
80年代的大型出版社，計有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世界、三民書局、黎明文化、華新、幼獅、中央文物、臺灣書店、開明、皇冠、遠景、洪健全、時報文化、聯經、純文學、五南圖書、國家、松崗等（辛廣偉，2000：74）。以上出版社，不少均持續推出社會科學翻譯書。
不少知名的社會科學叢書書系，皆於此時期誕生。像是遠流的「新橋譯叢」、「新馬克思主義經典叢書」、「傳播館」、「大眾心理學叢書」、「歐洲百科文庫」、「西方人文叢書」，時報文化的「近代思想圖書館」、「NEXT」，桂冠圖書的「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新知叢書」、「社會科學叢書」與「社會學叢書」，商務印書館的「OPEN系列」。
其中以時報推出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最為有名，書系第一彈就選定馬克思的《資本論》，彷彿宣告戒嚴終結，思潮自由時代來臨，過往因戒嚴被禁的《資本論》可以在台灣重見天日！
那是一個書系輩出的時代，各家出版社莫不積極以書系建立市場定位、品牌形象定位，作出與其他出版社的差異。
當時的社會科學翻譯書，有不少都是採用中國大陸譯者的翻譯，像是桂冠圖書的兩大書系（「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新知叢書」），泰半都是中國大陸學者的譯稿，只不過到了這個階段，已經不用刻意改名，可以直接秀出本名。
兩岸政策的開放，大陸圖書對台灣出版界的影響加劇，不少台灣的出版社選擇和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合作，取得原書翻譯版權與中國譯稿授權，成了台灣出版界的重點工作項目，不少出版社皆積極有系統的大量引進中國譯者翻譯的作品，來台出版繁體版。
解嚴後到2000年之前，是臺灣社會科學翻譯書最暢銷的時期，當年傅科的作品，不算好懂得當代思潮學術書，能夠熱賣破萬本。
彷彿是為了補課追上西方當代思潮般，1990年代的台灣出版主題，空前多元，幾乎什麼主題都有人經營。從政治、當代思潮、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到同志議題、環境保護、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性別議題等等，並且每個領域都有獨領風騷的一群出版社，都有經典名著的翻譯推出。
1990年代之後，出版社會科學翻譯作品的出版社日多，像是五南、麥田、貓頭鷹、商周、經濟新潮社、正中書局、漫遊者、新新聞、立緒、自立晚報出版社、女書文化、允晨、前衛、巨流、先覺、群學、心理、揚智、生智、雙葉、弘智、大寫、大家、風雲時代、心靈工坊、韋伯文化、張老師文化、大塊文化、行人、博雅書屋、暖暖、衛城、野人、左岸、八旗、游擊文化、堡壘等等。
90年代以降，臺灣出版品中的翻譯類占出版總數的30%到50%間，除兒童讀物最多外，其次就是社會科學類圖書（辛廣偉，2000：115-6），顯見其盛況。「翻譯著作」成為這個時期出版品的主流，這股熱潮並延燒至今。
翻譯書風行，或許還跟同一時期金石堂、誠品等大型連鎖書店的出現有關。當年市場上突然出現能夠容納大量出版品的賣場，出版社為了佔據連鎖書店的書架，開始積極出書，大量出書（辛廣偉，2000：106-8）。為了能夠在短時間內出版大批作品，翻譯絕對比找本地作家寫來得快，然而，大量出版也為日後台灣出版產業的過度競爭，供給遠超過需求，以書養書等動搖出版產業的亂象，種下了禍根。
社會科學翻譯書的類型
第一、經典作品。以社會科學出版品來說，經典著作幾乎等同於翻譯著作。像是遠流的「新橋譯叢」、「新馬克思主義經典叢書」，時報文化的「近代思想家圖書館系列」、桂冠圖書的「當代思想叢書」，出版有不少社會科學經典著作。
楊國樞在桂冠圖書的「當代思想叢書」總序中提到：「多年來一直期待有建識有魄力出版家挺身而出」，編輯這套叢書的「這個出版單位（指桂冠圖書），有感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以及人文精神的薄弱，決定這套叢書以出版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為主。」
經典或是大師著作的翻譯其實是另一種市場保證，這類書籍雖然不像一般暢銷書，但卻是一股銷售數量穩定的常銷書。每年可以銷售一定的數量，而且書籍的時效性較長，歷久不衰。
像唐山出版韋伯（M.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本書還有協志和左岸文化等版本），遠流「新橋譯叢」翻譯韋伯的原典如《宗教社會學》、《支配社會學》三卷、《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國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兩卷。巨流出版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後有商業週刊譯本），時報文化翻譯出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經典《想像的共同體》、桂冠圖書翻譯黎斯曼的《寂寞的群眾》亦是歷久不衰的經典著作。
1990年代，當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兩年舉辦一次，每一次書展上，都會主打重量級社會科學翻譯新作，尚在大學就讀的我，就曾經在書展上買過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三部曲，還有羅蘭巴特、傅柯等候現代思想家的翻譯書，扛了好幾大袋書回學校，至今仍印象深刻。
第二、社會科學入門書/二手詮釋著作。學術書的翻譯，通常反映著學院內對於某些思潮的教學、閱讀狀況與流行，像是全球化、後現代等議題。學術入門書的翻譯，門檻較低、需求較高，內容易懂、好銷，因而像Routledge出版社的「概念」書系（Key Word），陸續就有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像《文化霸權》（遠流，1991）、《消費》（巨流，1995）、《文化》（巨流，1998）、《全球化》（弘智，2000）等等。其他像是遠流的「歐洲百科文庫」、「西方人文叢書」，風雲論壇的「當代思想巨擘叢書社會學系列」、巨流的「概念書房」，都是以入門書為主體的書系。
第三、反映學術潮流與社會議題。出版社為了呼應獲回應社會議題與潮流，翻譯出版相關主題的國外作品。歐美日等國家的發展軌跡，早於台灣，基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心理，出版界長期以來不斷翻譯歐美日探套社會變遷或未來學的社會科學作品。最有名的當屬《未來的衝擊》、《第三波》等書。
其他像是80年代的韋伯熱，解嚴後到90年代初期社會運動熱潮，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追求，台灣出版界引進了不少馬克思主義作品。沈起予在遠流的「新馬叢書」的總序中，談到這股強大的新馬學趨勢。90年代末期的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熱潮，坊間各大出版，莫不投入全球化書籍的出版。
1990年代末期，短短數年，全球化議題的叢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頭。像是立緒的《民族國家的終結》（1996），韋伯文化的《全球化與文化》（2000）、《全球化大轉變》（2000），弘智的《全球化》（2000）、《社會學：全球性觀點》（1998）、揚智文化的《全球傳播與國際關係》（1999）、聯經的《全球族》（1994）、《無國界的世界》（1993）、《全球資本主義危機》（1998），時報文化的《全球市場解讀》（1990），商務的《全球化危機》（1999），知書坊的《經濟全球化》（2000），巨流的《全球環境議題：臺灣觀點》（1999）、《全球變遷與變遷全球：環境社會學的視野》（1999）等等，十分熱鬧。
1999年台灣總統大選，陳水扁總統提出新中間路線，造成社科出版界一波紀登斯熱潮，其著作《第三條路》在當時創造了18,000本的高銷售量（戚國雄，翻譯工作坊網站）。2002年紀登斯訪台，中文世界更是大舉出版紀登斯的著作中譯本。除了原先已有的《第三條路》（聯經）、《超越左派右派》（聯經）、《失控的世界》（時報文化）、《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唐山）、《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遠流），又接續翻譯出版了《親密關係的轉變》（巨流）、《社會的構成》（左岸文化）、《民族國家與暴力》（左岸文化）、《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左岸文化 ）、《第三條路及其批判》（聯經）、《現代化：紀登斯訪談錄》（聯經）等作品。
可見歐美學術大師來台，也能帶動翻譯與銷售熱潮。
進入21世紀後，投身社科翻譯出版品的出版社日漸增加，不少原先並非經營社科類出版品的書版社多多少少也都會翻譯出版社會科學類出版品，算是社科翻譯出版品徹底普及化、日常化、常態化的時期，由於書種與出版社繁多，難以盡數，姑且留待後人來處理撰寫這一塊的狀況，暫且擱筆。
參考書目王榮文。1990，〈台灣出版事業產銷的歷史現況與前瞻－一個台北出版人的通路探索經驗〉，《出版界》，第26期（11）：7-15。—1995，〈因應出版變局〉，《出版界》，第34期（6）：6。吳健民。1983，〈正中書局創業半世紀〉，《出版界》，第10期（12）：2-5。戚國雄。2001，〈台灣人文社會類翻譯書的生產與製作〉。《檢視當前台灣翻譯工業與翻譯文化研討會論文手冊》，翻譯工作坊。陳明蹯。1987，〈四十年來台灣出版史略（上）〉。《文訊》，32期（12）：259-268。–1988，〈四十年來台灣出版史略（下）〉。《文訊》，33期（1）：251-269。王瓊文。1995，《台灣圖書出版業發展歷程與未來發展趨勢》，台北：政治大新聞研究所論文。辛廣偉。2000，《台灣出版史》，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